因“联合营业”非其所愿
发布时间:2018-12-26 08:32

  ]原曾商定,耀华所需水电,统由开滦供应,但因开滦本身已不敷使用,遂改由耀华自建发电所,购自天津英工部局电灯房弃置的直流发电机一套,安装使用,并另行凿井取水。

  “对外开放”、“中外合资”是近30多年频频出现的词语,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伟大实践。这一决策改变了中国面貌,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,乃至改变了世界格局。通常认为,似乎对外开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出现的,但就近代中国来说,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的实践,实行中外合资的企业就已经现身于中国大地了。

  2007年,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王述祖(曾任天津市副市长)、航鹰(作家)编著的《近代中国看天津百项中国第一》,在“工业”栏目中,将1921年在天津成立的“耀华玻璃公司”列为“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”。

  耀华玻璃公司自成立以来几经演变,在社会动荡的旧中国,经历了中比合资、中日合资、官商合办几个阶段,新中国成立后则经历了公私合营、国营国有的不同发展时期,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风云的变迁。

  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、著名实业家周学熙(18661947年)在其《自叙年谱》中记载:1921年“创办耀华玻璃公司。盖滦矿公司自联合后,盈余颇厚,余以为此乃华北利权。既具财源,应用之提倡华北实业,以裕地方而富民生。故历年盈余,除发股息每股二元四角外,尽力兴办地方公益事业,为直省谋幸福。又投资新兴各实业中,以资辅助。今更筹办制造玻璃厂于秦王岛(即今秦皇岛),成立公司,名为‘耀华’。由滦矿、开平各拨款附入,作为股本。其营业亦由开滦局代为经理”。这百余字的记述,扼要地把创办耀华玻璃公司的缘由、投资、经营都做了简明交代。依据这条线索,便可获知耀华公司的由来及其基本状况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当年天津属直隶(今河北),为省会所在,不是现今平行的省、直辖市关系和地域划分。当年周学熙创办的“北洋实业”大户,启新洋灰、滦州煤矿的厂区均在唐山,而管理机构则设于省会天津。

  “滦矿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滦矿”)全称为“北洋滦州矿务有限公司”,后又改称“滦州官矿有限公司”,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期,兴办“北洋实业”的一项业绩。其时,为与被英国骗占的开平煤矿竞争,由周学熙主持创办,周并出任公司总经理。滦矿有借官方批地330方里超大矿场的优势,本想由“以滦制开”,进而达到“以滦收开”的目的,但因资本投入不足(原定200万两,只集一半),且经验欠缺,未能抵住开平矿压价倾销的竞争,致使不得不“委曲求全”,采取与开平矿“联合营业”而放弃与之竞争,进而收回权益的办法,使当初谋划的“以滦收开”,竟演变为“以滦合开之事实”的结局。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当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,绝大多数股东害怕利益受损,认为一旦与开平联合,有洋人背景做庇护,这些官僚、军阀股东的利益可获得保障。于是在民国元年(1912年)组成了新的“联合营业”的开滦矿务总局,周学熙对此“抱憾良深”。开滦总局拟聘周出任督办,因“联合营业”非其所愿,周坚辞不就,只专任“正主任董事”。

  根据双方协议,联合营业后,如净利在英金30万镑以内时,开平股东得60%,滦矿股东得40%,超过此盈余之数时,两家公司股东平分,这种不合理的分配,俱因英帝国“态度强悍”,北洋政府“不欲开罪友邦”所致。在滦矿方面,公司为谋划未来发展,又规定每股股息只派发给股东不超过二元四角(每股15元,合年息一分六厘),余下则作为“新事业基金”,准备再投向其他企业。自“联合营业”之后,果然“盈余颇厚”,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中,获利达6809万余元;1922年至1926年的5年,又获利3896万余元,为其他企业所望尘莫及。

  1921年,开滦总经理、英国人那森依例假回国,其间曾往比利时各玻璃制造厂参观,发现“弗克玻璃制造法”工艺先进,产品精良,至1919年已有12个国家采用其工艺,办起玻璃制造厂25个,认为可引入中国设厂仿造,从而再开辟一条谋取厚利的渠道。那森返回中国后,经与滦矿董事周学熙等商议,拟由开滦直接投资设厂,经营玻璃制造。由于当年中国的玻璃生产多是停留在制造玻璃瓶一类简单工艺,平板玻璃市场几乎皆被洋货垄断,我国虽有江苏宿迁、山东博山等地可生产平板玻璃,但工艺落后,质次价高,也有引进外国技术的厂家,但均不成功。周学熙遂亦赞同投资此项目,但主张另组新公司,独立经营。于是,紧锣密鼓地与比国洽商,最终达成引进技术专利、合资建立公司的协议。

  1921年12月22日,一份《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华洋合同》正式签订。规定“专利转让金资本金”339.3万法郎,折合526863银元。公司股本120万银元,每股100元,中、比各6000股。董事会中方4人,比方3人,总董由中方出任,协董为洋人;监察人中方1人,洋人2名。总经理则由洋人出任,协理为华人。还规定总事务所设天津,总工厂设秦皇岛,等等。周学熙并未担任任何职务,而由李伯芝(士伟)等出面,但实际上一些大政方针皆听命于周学熙。滦矿方面的股本投入,全部由其所积累的“新事业基金”拨付,并未由股东另行集资,耀华公司的经营完全由开滦矿务局代为经理。

  这里要对中、比两国之间的关系略加说明,或可进一步了解这项中、比合资企业促成的背景。其一,比国的传教士很早便来到中国,最知名的是康熙帝的洋师南怀仁(16231688年),1659年来华,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而知名,曾在中国被授二品高官,任工部右侍郎,1688年于北京逝世。其二,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,比国虽未出兵,却借庚子之乱时机,以天津为通商口岸为由,于《辛丑条约》中分得一杯羹,在天津割了一块740余亩的租界,这也是比利时在中国唯一的租界地。比国为示友好,于1931年交还,由于是中国收回主权的首例,是日,全市机关学校放假一天,商民悬旗庆祝。其三,1904年,比国在天津获得电车的垄断经营权,中、比双方签订了《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》,至1918年已建成6条线年,比国又在天津开办了华比银行分行,1922年自建了银行大楼(现今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单位之一)。1912年在天津成立了“仪品放款银行”(比、法合资),又称“仪品公司”,经营房地产抵押放款和建筑工程。这些,无不是看中了天津有着投资兴办企业的良好环境,以攫取利益。最后,据周学熙《自叙年谱》记载,周卸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的1914年,获比国“大君主特赠黎欧布勒第二大十字勋章,由比公使贾尔牒转来,并致贺词”。表明周氏与比国有着特殊关系,只是此“赠勋”的来由,却因史料失散已无可考,只能推测比国对周氏早有印象,或是后来促成合资创办耀华的因素之一。举出以上几件事例,在于说明处于弱国、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比利时国早有联系,合资兴办耀华玻璃公司,并非突然而至的异常事件,对于比利时来讲,说到底还是为本国谋求利益。

  1922年3月,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注册股本金120万元,中、比各占50%,股份分甲、乙两种,甲种属中方,并规定不得转让或抵押于非中国籍人士;乙种为比国财团的“秦皇岛玻璃公司”掌握。而实际上比方应缴股款60万元则是以出让“弗克法”专利折扣,即专利权购买价6万英镑,折合中国货币52万余元,其他费用约6万元,实缴现金仅1.7万余元。双方协议,耀华公司投产后,每一平方米需再付比方“提成费”4便士,一直交足10万英镑(合80万银元),经交涉比方同意减至40万银元。同时,还规定耀华公司不得在中国境内转售此项专利权。此后,于1923年、1924年,又先后增募股金50万元、80万元,仍为中、比各半。这样,耀华的股本金,总计达250万元。

  耀华创建初期,依照公司《章程》,在天津设立董事会和总事务所。董事会组成已如前述,而最初成立的“总事务所”,只存在了约两年时间,1924年5月便予撤销,一切经营委托开滦代管,耀华每年向开滦支付管理费7万元。

  在耀华登记注册时,却出现了为“避税”而隐蔽中外合资的一幕。20世纪20年代,政府与民间都十分强调“提倡国货”,北洋政府为鼓励国内工业仿造洋货,以便与进口洋货竞争,对国内仿造洋货的产品,只征收“正税”一道,产品在国内流通,不再重征税款。此类商品出口,还可免税、退税。加之当年国家尚未颁布公司法,只有公司条例,而条例里还没有“中外合办”一说。耀华为减轻自己的税负,隐藏外股,甚至将比方股东的译名,全给起了中国人的姓名,如比方监察人甘恩泰(Percy H.B.Kent)在天津当律师多年,还出任过北京政府的法律顾问,他使用多年的译名是甘博士,此次于耀华注册时,却给改为酷似中国人姓名的“甘恩泰”。有知情者称,耀华此举是“欺骗政府,逃避国家的正当税收”的不当行为。

  耀华建厂于河北省秦皇岛,占地131亩,由开滦拨给(这是因滦矿创办时,直隶总督袁世凯批给了比开平矿多约三十倍的土地,“联合营业”后统归开滦掌握),其中部分为开滦执有永占权,耀华每年每亩向开滦付租金10元;余下土地属国家所有,耀华每年每亩仅付租金1元。耀华厂又紧邻开滦,煤炭供应就近,燃料有保障。厂区距秦皇岛火车站仅一英里余,也由开滦代为敷设一条直通工厂的铁路专线,运输十分方便,建厂所需部分砖料也由开滦供给。原曾商定,耀华所需水电,统由开滦供应,但因开滦本身已不敷使用,遂改由耀华自建发电所,购自天津英工部局电灯房弃置的直流发电机一套,安装使用,并另行凿井取水。

  1922年1月,比国技术图纸、资料132份运抵天津。中方又从比国购进设备47台(套),建厂所需特种耐火砖、异型砖均自比国定制运来。机器设备的安装,熔窑的修建,由比国工匠负责。工厂建成时,计有熔窑1座,引上机10架,煤气发生炉9具。自此,中国的玻璃制造业,具有了先进机械装备和可大批量生产的条件。

  经营实业有方的周学熙,历来注重人才,遂指示李士伟和耀华公司驻比经理处,不惜重金聘请了比国推荐的玻璃制造世家古伯任总工程师,于1922年8月到厂。又聘请曾任北京清华学校校长的金邦正为副工程师。金原本在美国学习农科,来耀华后便被派往比国实地见习;同时,选取学徒7名随往学习。他们学成归国后,即成为耀华公司的技术骨干。

  1924年,产品注册“阿弥陀佛”图像为商标;次年改为标有“耀华”及英文“YH”字样的“双套金钢钻”新商标。1924年5月,工厂开始试生产,因直奉战争波及秦皇岛,生产被迫停顿;直到次年初,试产才又启动。1925年,正式出货16万箱(每箱100平方英尺),此后产量均在20万箱左右。1933年起,扩充设备,当年即生产32.5万箱,直至达到45万箱上下。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,甚至远销海外,出口至日、美、东南亚一带国家。1930至1935年,产品多次参加国内国货博览会,屡获好评。

  如前所说,耀华公司的经营一直由开滦代理,自1924年5月即签订委托代管合同。这既是因有其创办的历史渊源,也因开滦历史悠久,经营有方,且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遍布销售处,它尤其重视市场调查。当年每月按时向耀华报送《市场调查报告》,内容包括市场情况概述,每月销量(含规格、品种、价格),各国进口销量、品种、价格,玻璃优劣比较,市场竞争;前景展望等。并另有“年报”制度,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1950年前。中日合营期间,产品销售不再委托开滦,1941年重建耀华总事务所,产品委托日商三菱会社包销。日本投降后,政府接收日资,耀华成为官商合办,改为自营销售,先后在上海、广州、台湾设经理处或营业所。

  企业初创,自然也难免曲折,至1926年,仍为亏损经营。致使多年未派发股息。当生产经营走向正轨,也并非一帆风顺,克服了资金、销售乃至暂时停产等困难,仍是盈利颇丰。至1931年,经董事会议决,根据上年盈余的财务状况,按每股8厘提付股息。1932年又加发1分又2.536厘红利,总额达51.3万银元,约为股本总额的五分之一。

  中比合办时期,华人、洋人工资待遇悬殊,洋人总经理月薪2000两白银,折合3000银元;华人协理月薪750两,折合1125银元。比国工人年薪4000银元,折合月薪333银元;中国工人手艺优等的日薪为0.7银元,普通工人仅0.5银元,与洋工匠相差十几至二十几倍。若与洋人总经理相比,差距竟达2000倍之多。

  20世纪30年代初,日本帝国主义策动“九一八事变”,华北局势日渐紧张。1936年,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比利时方竟私自将其全部股权秘密出售给日本旭日玻璃公司(旭硝子株式会社)。日、比的秘密交易被我驻比大使所闻,急电告国内,却由于政府的腐败,并未引起真正重视,似乎相比于东北大片国土丧失都毫不抵抗,区区一个企业已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。从此,耀华由中比合资变成为中日合资的企业。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,耀华公司的日本股份作为敌产,先由的河北省政府接收,不久又由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接管,翁文灏任董事长,姚南枝为官股常务董事,商股常务董事为袁心武(袁世凯之子),耀华又变成了官商合办的企业。

  据相关史料记载,最初中比合办的13年里,公司共盈利397.36万元;中日合办的9年里,盈利2752.84万元(伪联银币);接收后的官商合办期间盈利1453826.78万元(法币)。不过,各个时期币种、币值不同,难以从数额作比较,只能说明公司盈利颇丰,投资人获得相当优厚的利益回报,如有些年份股息高达2分,甚至达到4分之多。

  解放后,的官僚资本由我人民政府接收,官僚资本变成人民资本,耀华遂又成为新中国建立前最早出现的公私合营企业。原商股常务董事为袁心武继续留任,后为副董事长。

  解放前耀华便是天津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13种股票之一。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,军管会明令暂时禁止证券交易;不久,为引导游资,发展生产,于1949年6月又重开证券市场,总共有12家上市公司获准参与,耀华玻璃仍是其中之一,1952年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后,证券交易所撤销。

  至今,耀华公司仍有着“中国玻璃工业摇篮”的美誉。只是它的“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”的历史身份却已少有人知了。(文/陈凯)